×
新闻中心
“七月派”诗学研究的新成果——读吴井泉新著《七月派诗学研究》
来源：
苏州日报、引力播
时间：
2024-01-15
访问量：
《苏州日报》2024年01月13日 B04版
□小 海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创作于1938年夏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创作于1938年11月17日
田间和艾青这两位七月诗派大诗人的代表作，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诗篇，影响了几代读者。这两首诗均创作于1938年下半年。
说起这两位大诗人，就绕不开胡风和七月派。七月诗派是以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胡风为中心，围绕在他1937年创办的《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等杂志周围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体。除了田间和艾青，其重要诗人成员还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曾卓、芦甸、孙钿、方然、牛汉等人，他们以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艺术追求，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山河沦丧、国难当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条是在军事战线上，其重要性人所共知。另外一条也非常重要，就是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一批进步作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以笔作枪，唤醒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回击亡国论、投降论等汉奸言论和日本军国主义所谓东亚共荣的文化宣传，号召工农商学兵投入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去，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时期，艾青的不少重要作品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乞丐》《北方》《向太阳》等，均发表在《七月》上。田间1937年秋创作政治抒情诗《给战斗者》，鼓舞中国军民反抗侵略的斗志。闻一多先生读到《七月》杂志上的这首长诗后称他为“时代的鼓手”。1938年夏，田间在延安与柯仲平等文艺界同仁发起街头诗运动。就像《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这首诗里所写的，不久，田间就来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当战地记者，成为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站在中华民族抗战前线的坚强战士。他的诗歌作品也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宝库中的宝贵财富。甚至，也可以说，他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短小精悍、斗志昂扬的短诗，如《义勇军》《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自由，向我们来了》等，可谓盛传一时，影响深远。
艾青和田间，是在《七月》上发表诗作最多的当家诗人，也是少数能够在“七月诗丛”连续出版两部诗集的诗人。虽然他俩的受教育背景、经历和诗风有所差异，但他们无疑都为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正如作者在论著中所言述的，“（胡风）对‘吹芦笛的诗人’艾青的评价切中肯綮，令人耳目一新；对‘擂鼓诗人’田间的激励之语可谓石破天惊，让人过目不忘。”
研究一个诗派或者一种艺术现象，必须把它放到历史的情境和语境中去。论著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矛盾突显和全国上下救亡图存的宏观历史出发，挖掘田间与“七月派”的紧密关系，从编辑论、本体论、比较论、诗人论、影响论等五方面入手，详细论述了七月诗派的旗手胡风的编辑思想与七月派诗学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渊源，全面、深入考察七月诗派产生、发展的成因、脉络与影响，着力剖析其历史意识、民族立场和艺术价值。尤其可贵的是，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大背景下，作者重点论述了胡风编辑思想和文艺理论在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挥的思想启蒙作用。
作为继承与衔接“五四”新文化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风从“五四”先驱者鲁迅先生那里继承了思想启蒙因子，正如作者所说：“如果说救亡是一个民族迫不及待的任务，那么对于启蒙来说，则需要更深入更久的精神探险，后者更具艰难与坎坷。”胡风的革命兼启蒙的精神人格，无疑也为他后半生坎坷悲壮的人生埋下了深深的伏笔。从胡风人格结构生成，论及他的编辑风格和“主观战斗精神”，继承和坚守鲁迅先生的文学、革命和启蒙 “三位一体”的精神遗产，进而阐明“胡风是站在更高的文化高地来思考战争中以及战争后‘人’的问题，他希望‘人’能够得到彻底解放，并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其论点和论据逻辑清晰，也翔实可信。
论著中也涉及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比较研究，读来特别亲切。因为在创作之初，我曾得到过九叶诗派诗人陈敬容先生的指点和帮助。通过阅读论著，使我对九叶诗派的诸多前辈诗人又有了更多了解。作者在对“延安派”“七月派”“九叶派”这三大诗学流派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延安派”和“七月派”更多侧重于政治和思想启蒙，“九叶派”偏重于艺术本体的启蒙，这三种不同向度的启蒙构成了多维的思想空间。上世纪40年代现代诗学的发展与成熟不仅仅得益于自身的纠偏，而且还在于三大诗潮间的相互制衡。40年代的诗学论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而且还很激烈，颇有诸子百家之风。论争的目的就是要使现代诗歌均衡发展，在现代诗歌观念与图式的构建上，谋求最大公约数，从而促进诗学思想更加丰富、厚重而深邃。其中对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对“七月派”诗人的影响以及胡风主张的“主观战斗精神”对张扬主体情感和个性主义的“七月派”诗学构建所发挥的作用作了深入阐述，并颇多创见。作者不吝笔墨，对艾青发表在《七月》杂志上的名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向太阳》以及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诸如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陈敬容《力的前奏》、辛笛《海上小诗》、郑敏《金黄的稻束》、穆旦《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等进行重点评析。确实，这些作品都经受了时间与艺术的双重考验，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作者的笔墨还延续至当下，“七月派”“九叶派”等诗学流派不仅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对中国当代诗歌也还在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井泉兄从千里冰封的黑龙江来到杏花春雨的江南苏州，转眼已经好几个春秋了。他安家在风景秀丽的太湖边，远避尘俗，潜心向学，凭借扎实的诗学功底，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爬梳，竭智殚力，钩玄探妙，数易其稿完成的这部《七月派诗学研究》，无疑是国内七月诗派研究阶段性的新成果和新收获，值得祝贺。